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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中犧牲的烈士(副旅級以上)[八]
接上篇，八路軍在一九四三年犧牲的副旅級以上烈士(包括病逝)：
16、八路軍冀南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陳耀元(1910至1943)湖北天門人，1931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途中由戰士升任營長、副團長。1938年1月，任河北民軍第一路第四支隊二中隊中隊長，后任東進縱隊第七支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同年11月負傷，1940年夏傷愈后重返前線，任一二九師新編第九旅第二十七團團長，1940年11月、任冀南五軍分區副司令員。1943年8月30日，在河北省棗強縣大江官村戰斗中犧牲。
17、八路軍冀南軍區第七軍分區政委兼七地委書記：肖永智(1916至1943)湖北黃安(今屬河南新縣)人。1930年參加工農紅軍，次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通訊員、少共團委書記、師宣傳科長、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七七二團政治處主任、先遣縱隊政治委員，新編第八旅政治委員，1942年6月任冀南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三地委書記，1943年7月，任冀南軍區第七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七地委書記。同年9月22日，在河北臨清陳官營村突圍時犧牲。
18、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兼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譚秋(1896至1943)湖北黃岡人，1920年參與創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后任中共武漢地委書記、武昌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宣傳部長、江西省委書記、滿洲省委書記、福建省委書記、中央政府糧食委員等職，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中央紅軍長征時，留任中央蘇區分局委員、組織部長，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留駐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兼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1942年9月17日被反動軍閥盛世才監禁，次年9月27日遭殺害。
19、八路軍冀魯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朱程(1910至1943)浙江平陽(今屬蒼南)人。少時就讀于溫州商校和廈門集美學校，1929年畢業于黃埔軍校，后入國民黨軍任見習教官，因參與反蔣活動而被捕，獲釋后任小學教員，不久到南京任津浦鐵路護路警察第一大隊第三中隊長，1934年春，去日本東京鐵路學院攻讀鐵道管理專業，1937年5月回國。七七事變后，任河北民軍大隊長，第四團團長，1939年6月脫離頑固派，歸八路軍領導，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4月任民軍第一旅旅長.8月聚冀魯豫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1943年3月改任冀魯豫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9月28日，在山東曹縣東南王廠村突圍中犧牲。
20、八路軍冀南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袁鴻化(1909至1943)陜西高陵人，中學讀書時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共產黨員，擔任高陵縣農民協會主席，1931年在楊虎城部騎兵團做兵運工作，后在武寧、淳化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一軍，參加了長征。到陜北后，任第三十一軍宣傳部副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教導團政治處主任，1938年1月任師隨營學校政治委員，后到北方局學校學習，結業后調一二九師新四旅任政治部主任、冀南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部主任。1943年10月21日在山東臨清縣陳官營村犧牲。
21、八路軍膠東軍區副政委兼膠東行政公署主任：王文(1911至1943)陜西綏德人。1927年春考入綏德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任小學教師，1935年后任綏德縣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中共綏德縣委書記、吳寶縣委書記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后，任米脂縣縣長。1938年初赴山東，任中共膠東特委書記、中共膠東區委書記，山東縱隊第三軍區政治委員，1940年9月，任山東縱隊第五支隊政治委員，1942年7月任膠東區行政公署主任、膠東軍區副政治委員。1943年11月16日病逝。
22、八路軍濱海軍區政委兼中共濱海區委書記：符竹庭(1912至1943)江西廣昌人。1927年秋，參加了游擊隊，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參加了工農紅軍，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大隊政治委員、團政治委員、第二師政治部主任、軍政治部副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先后任六八六團政治處主任，補充團政治委員，東進抗日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教導第二旅政治委員，濱海軍區政治委員兼中共濱海區委書記。1943年11月26日，在山東贛榆(今屬江蘇)馬旦頭村突圍時犧牲。
六、八路軍在一九四四年犧牲(包括病逝)的[副旅級以上]烈士
1、八路軍太岳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康俊仁(1908至1944)山西夏縣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周村黨支部書記，奉命打入民間武裝馮虎林部，做統戰工作，1941年5月成立“夏縣抗日游擊隊康大隊”，任大隊長，年底擴編為“康俊仁抗日游擊支隊”，任支隊長，1943年11月任太岳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1944年1月22日，偵察敵情返回途中在夏縣殉難。
2、八路軍冀魯豫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馬本齋(1902至1944)直隸(今河北)獻縣人，19歲時隨父到東北之后投身奉軍，后入東北講武堂學習，畢業后很快從士兵先后升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九一八”事變后棄官還鄉務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組織“回民抗日義勇隊”，任隊長，1938年率部參加八路軍，編為加民教導總隊，任隊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冀中軍區回民支隊司令員，1942年8月，調歸冀魯豫軍區，12月任冀魯豫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回民支隊支隊長。1944年2月于山東莘縣小電村病逝。
3、八路軍冀魯豫軍區第九軍分區參謀長：胡乃超(1912至1944)吉林德惠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后參加了東北救亡總會，后入東北大學讀書，參加并領導了“一二九”運動。1936年轉入東北西安學生隊，曾任排長。七七事變后在平津一帶與日寇作戰，后參加人民自衛軍，編入八路軍第三縱隊，任團長，1939年到抗大二分校學習，畢業后任副團長、團長。1942年12月，任冀魯豫軍區第四軍分區參謀長。1944年5月22日，在河南省滑縣雙營村與敵作戰負傷后犧牲。
4、八路軍渤海軍區第六軍分區副司令員兼第六專署專員：馬曉云(1907至1944)山東長山(今淄博市周村區)人。高小畢業后，到天津投奔東北軍當兵，升至副營長，后返回老家任周村錢莊副經理。抗日戰爭爆發后，參與策劃組織黑鐵山起義，1938年4月任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五軍第七支隊支隊長，后任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第七團團長，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初，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2年夏返回山東，任清河軍區清西軍分區副司令員兼清西專員公署任專員，后任渤海軍區第六軍分區副司令員兼第六專署專員。1944年8月，在拔除青城縣(今高青縣)王家莊據點戰斗中犧牲。
5、八路軍太岳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劉志超(未知至1944)湖北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四軍第十師三十六團政治委員、第十一師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東進縱隊第五支隊第二總隊特派員，第五支隊第二團副政治委員，新編第七旅二十團政治委員，1942年入冀南區黨校學習，1943年隨二十團調太岳區，10月任太岳軍區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1944年8月，在山西聞喜作戰中犧牲。
6、八路軍渤海軍區第二軍分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恒泉(1915至1944)河北唐縣人。1934年7月在保定農學院當工人，193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9月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38年7月重新入黨，在高樹勛部任軍委會書記、師政治部宣傳科長、軍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1939年11月后歷任津南支隊政治委員，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六旅第十六團、十七團政治處主任，冀魯邊區二地委委員兼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渤海軍區第二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9月在解放臨邑縣城戰斗中犧牲。
偉大的八路軍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章來源于《八路軍序列沿革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
淄博英烈譜｜青山埋忠骨 英名耀山城——記蔣舒和烈士
（一）
蔣舒和，乳名：蔣玲，原名：蔣德娥、蔣淑和，又名蔣德婷。她姊妹3人，家中無男丁，全是姑娘。大姐蔣德榮，生于1903年，是博山發展的第一批中共黨員之一。二姐蔣德昌，是中共南下干部。
按照《蔣氏族譜》字輩排序，在她們這一支的排行（不分男性女性）中，蔣舒和排在第10位，老人們都叫她十姑娘，與其同輩分年齡小的稱她為十姐姐。
據蔣舒和的堂弟、現今已是耄耋之翁仍精神矍鑠的蔣新民（衍濤）回憶：她這位十姐姐長的很秀氣，長方形的臉，眉毛下有一雙又黑又亮、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充滿智慧，透著靈氣，梳著一頭短發，身高1.6米左右，瘦瘦的身材很苗條，看似文靜，有文化修養，氣質不一般，與眾不同，口才好，善言語，說話很有條理，講起話來鏗鏘有力，很有感染力，平易近人，使人感覺不是一般的普普通通的人家女子，一定是出自大家閨秀的小姐。
在博山大街報恩寺的斜對過西邊的位置，有一處高臺門樓，過去非常有名氣，這就是博山大成府。在門樓的內梁之上清楚的寫著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字樣，記載著宅院的建筑年代。旁邊設有鋪莊即“洪升酒店”。這里曾是蔣舒和的父輩祖上的產業，生意興隆。隨著朝代更換變化、社會發展變遷以及時局動蕩，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宅運由興旺榮耀變成敗落之景象。
據族人介紹：蔣舒和的祖輩曾經出過秀才，既有文秀才也有武秀才。書香門第，名門之后，大戶人家，名門望族。她的父親兄弟三人，大伯蔣潮霖、叔父蔣汝霖，父親是老小名蔣沛霖。
蔣舒和，1917年出生在這樣一個大家庭里，生長在高墻深院之中，雖然家道敗落，但是，仍然過著衣食無憂的大戶人家的富裕生活。蔣舒和從小生長在這樣的大家庭中，自然就受到父輩的嚴傳身教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到了上學堂讀書求知的年齡時，自知女兒身，擔心父親不讓她去學堂讀書。母親和父親也是大家之后，明事理有知識，懂得教育子女求知學習的重要性，并沒有將自己的女兒舒和當閨女看待。
有道是民間常講的“國祥展家事，家端聽書聲，唯有讀書高。”父母親把舒和送進了離家不遠的博山報恩寺小學讀書。讀書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尚書》、《大學》、《中庸》、《孟子》、《論語》為課本，女性則還要讀《女兒經》，讀書學到了不少的知識，書中的知識如春雨般滋潤著她的心田，使其茁壯成長。
《博山縣志》記載：“報恩寺在城外西南隅，金明昌初建。亦稱南寺。”創建于民國六年，原名競進國民學校，后改名縣立第五初級小學，有學生6個班、288人，教職員7人，1937年“七.七”事變停辦。
博山早期黨組織——中共博山小組在中共山東省執委會王熾文的主持下，于1926年11月在報恩寺小學成立了博山第一個黨小組，蔣西魯（名正論）任組長。
報恩寺小學是早期中共黨組織活動的搖籃。1936年，中華民族抗日解放先鋒隊成員和1938年8月由蔣方宇、張敬燾等同志組建的博山縣第一個中共黨支部亦曾在報恩寺和怡園小學進行過革命活動。蔣舒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使少年時代的她在心靈上潛移默化的受到熏陶，蔣舒和于1931年畢業于報恩寺小學。
同年，蔣舒和考入博山縣私立顏山初級中學。該校成立于民國十三年（即1934年博邑士紳張煥臣、賈幕誼、韓蔭長等人發起，創辦了博山縣私立顏山中學）。這是博山縣最早的一處初級中學。校址在城北玻璃公司，首位校長蘇繼周。民國二十五年，為紀念革命先驅蔣洗凡先生，改名為博山縣私立洗凡中學。就是在顏山初級中學學習過程中，蔣舒和接受了抗日教育，為她日后的人生道路發展鋪墊了良好的基礎。1934年，蔣舒和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博山私立顏山中學。
1935年9月，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蔣舒和與張敬燾同時考上了短期小學教員訓練班。訓練班學員與城關小學教員以及“洗凡”中學在蔣方宇和張敬燾的組織領導下，已在博山城發展了不少“民先”隊員，有的成為了共產黨員。
蔣舒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思想覺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訓練班學習結業后，通過親友的推薦，介紹到博山西冶鎮（系西冶街）關帝廟小學擔任教員。在教書期間，她經常與在報恩寺小學當教員的堂兄蔣方宇以及在博山小辛莊小學當教員的學兄張敬燾一起探討時局，并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后轉為中共黨員。
1937年1月，北平“民先”總部派楊明章到博山巡視工作，成立了“民先”博山縣隊部，蔣方宇擔任了縣“民先”隊隊長。同年6月，成立了中共博山特別支部，由喬同恩任書記、蔣方宇任組織委員、張敬燾任宣傳委員。
期間，蔣方宇的家里成為“民先”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活動地，許多青年男女經常到這里串門，來的都是有文化有知識的人，他們當中多數是教員，成分都是“民先”隊員。蔣方宇多才多藝，能吹會拉，蔣舒和會唱歌，兩人一拉一唱，經常在一起合作，如演唱《抗日救亡》、《義勇軍進行曲》、《新婦女》等與抗日有關的歌曲。這些熱血青年唱著或聽著這些歌曲，激動的流下了淚水。蔣舒和與堂兄蔣方宇還帶領“民先”隊員、學生走街串巷進行抗日宣傳，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博山地區青年的抗日愛國熱情十分高漲。
（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蔣方宇和張敬燾一起響應黨的號召，積極組織青年學習游擊戰術和救護知識，利用巷道進行抬擔架模擬演練，山城博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蔣舒和與熱血男兒一起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7年10月，中共博山特支改稱“中共博山工委”，蔣方宇任組織委員。這時，中共山東省委派林浩到博山，傳達北方局關于“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的指示，要求博山工委盡快組織抗日武裝。會后，研究確定了兩個組建武裝的集結點：一是七區的大口頭村，二是五區的李家村。在城區做宣傳活動的蔣方宇一直堅持到日軍侵占博山城前夕，率領“民先”隊員和抗日青年到達指定的集結點。此時的蔣舒和同堂兄蔣方宇也一同到達，之后參加了八路軍抗日游擊第四支隊，從此，走上了抗日救國道路。
中共山東省委遵照中央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精神，決定進一步加強各地黨的組織建設。1937年10月，中共洪山支部擴大成立中共淄川礦區工作委員會。下轄洪山、洪溝及佛村3個黨支部，共有40多名黨員。同月，中共博山特支擴大為博山工委，黨員30人。黨組織的重建和發展，為礦區工人運動和抗日武裝斗爭的開展奠定了基礎。11月，中共淄川礦區工委在淄川二區、八區、九區一帶發動組織了一批礦工，廣泛建立了抗日游擊小組，在礦區附近村莊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方針。隨后，礦區工委指示洪溝、洪山及佛村3個黨支部，將各游擊武裝共100余人匯合在一起，于12月底參加了黑鐵山起義，編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五軍（后改三支隊、四支隊）第四中隊。
1938年春的一天，廖容標司令員在淄川縣寨里村東召開了群眾大會，工會、工人糾察隊和二、九區行政委員會的人員以及各界人士約2500人參加了大會。會上，廖司令員宣布成立“淄博礦區職工抗日聯合會”和“淄博礦區職工抗日聯合會武裝部。”
礦區工會成立后，礦工抗戰隊伍在黨的領導下，有了迅速的壯大，建立了以鄒家莊、佛村為中心，南起大奎莊、石谷，北至大小窎橋，西至大昆侖、磁村等73個村莊，成立了15個分會。工人開始先參加糾察隊，之后選拔到工人武裝部，被選拔出來的這批隊員統一集中起來進行培訓，訓練場地安排在佛村。
由部隊婦女流動工作團團長蔣舒和同志負責帶領一部分女同志為受訓隊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進行廣泛的抗日宣傳。蔣舒和不僅會教歌曲，而且口才好，會演講，因為她曾當過小學教員，思想又進步，是早期的“民先”隊員又是中共黨員。當時她在部隊是極少數有文化知識的女干部，她在教唱抗日歌曲的同時，還給隊員們講“我們為什么天天受苦受累，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工人就不能翻身得解放”等等。這些話深深地觸動了隊員們的神經，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訓練，隊員們的政治思想覺悟有了明顯提高，軍事素質明顯提升。
由于大部隊在淄川東西兩山區打開了局面，群眾的抗日熱情普遍高漲。為了更好的使抗日斗爭深入發展，1938年6月，建立了中共淄川縣委，對外稱八路軍駐淄辦事處，孟金山任縣委書記（對外稱辦事處主任）、許光明任組織委員兼職工委員、蔣舒和同志是縣委委員，負責做婦救會工作。縣委駐地主要在佛村，后遷到千峪一帶。當時生活條件非常的艱苦，吃的是紅高粱煎餅、咸菜，與群眾一樣，老百姓吃什么，他們就吃什么。對敵斗爭非常的殘酷，環境艱難，同志們團結一條心，同生死共患難。活動經費也特別的困難，每月由清河特委發給活動經費10塊錢。縣委的主要任務是：積極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秘密發展黨的組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根據地，籌備建立縣、區抗日民主政權，發展武裝力量。
為了更廣泛深入地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創建、鞏固和保衛抗日根據地。淄川縣委于1938年6月以山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的名義在佛村創辦了民運抗日干部學校，宣傳抗日救國道理，培養抗日骨干。每期學員約在百人左右，時間20多天，共訓練了3批學員，這些學員來自部隊和地方，也有附近周邊村莊的青年人，他們在村里，已經是抗日救亡活動的積極分子，來到學校和訓練班以后，學習熱情非常高漲。
為了抗日宣傳，蔣舒和奔波在佛村及周邊村莊，走村串戶到群眾的家中宣傳抗日救國道理，宣傳八路軍是為老百姓打鬼子的軍隊，和咱們的老百姓都是一家人。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殘暴罪行和亡國的危險，向人民群眾宣傳參加抗日的意義，動員婦女解放舊思想和舊的生活習慣，支持丈夫、子女參軍參戰，引導青年報名參軍到前線去，帶領婦女為部隊推磨、拉碾、做軍鞋，幫助戰士縫補被褥、軍裝，在站崗、放哨、偵察敵情等方面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三）
1938年，日軍接連制造了“河東村慘案”、“楊家寨慘案”、“龍口村慘案”、“黃家峪慘案”等，殺我無辜村民，燒毀民房。一樁樁、一件件血的事實，激起了淄川人民的憤怒。礦區工會動員了洪山、羅村一帶的煤礦工人，并通過二、九區行政委員會動員了鐵路附近幾十里路以內的成千上萬的青壯年，帶上桿子、繩子、鎬頭、鐵鍬等工具，一夜之間把張博鐵路張店至淄川一段十幾公里鐵路線上的鐵軌抬到了田野藏了起來，將枕木無數塊橫七豎八地扔到在鐵道路基兩側的溝道下，這一下把日本侵略軍的鐵路大動脈弄得癱瘓了，月余不能通車，砸斷了敵人的“鐵腿”。
1938年7月，我黨在原淄川礦區工委和博山工委的基礎上，相繼成立了淄川和博山兩個縣委（對外稱“八路軍辦事處”），孟金山、張敬燾分別任兩縣縣委書記。在礦區和佛村周圍，我軍先后開辟了淄東山區和博山東南山區抗日根據地。當年8、9月分別建立了淄川、博山兩縣抗日民主政府。
自1938年秋季開始，日軍為了鞏固他們在淄川縣的統治地位，更多地掠奪淄川的煤炭資源，多次糾集兵力對淄西和淄東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頻繁的掃蕩。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日軍侵略者，八路軍山東縱隊四支隊主力轉移到了泰安、萊蕪一帶。淄川縣大隊和各區、村的抗日武裝也采取了“避其鋒芒，擊其空虛”的戰術，化整為零，開展活動。
八路軍三支隊、四支隊、淄川縣委在佛村根據地的發展和武裝斗爭開展的轟轟烈烈，引起了日軍的注意。日軍頭目千方百計派出奸細到處刺探我方的活動情報，最終抓住了一次機會，日偽軍突然包圍了佛村。
佛村，地處淄川縣（區）城東15公里，距寨里東6公里，屬山區丘陵地帶，濟（南）青（島）公路北側，王寶山西麓，居民1692戶、6179人。設南佛、北佛、南仙、北仙四個村民委員會。佛村為淄川區東部三大村莊——井筒、蓼塢、和尚莊（佛村）之一。農歷每月二、七有集市。往東是益都縣（青州），東北方向是臨淄，北邊是羅村，西北是洪山可去張店。往南可去太河博山，與孤山村僅距8華里路程，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佛村四面環山，形似一個盆地。村四周有石墻約5米高、厚約半米，十分堅固。四周有門，分大南門、小南門、大東門、小東門、大北門、小北門、大西門、小西門（現今只保留一個小西門）。為了出行方便，在莊內特意又留出了一個小便門。在莊里設有集市，每月的農歷初二、初七大集，周圍村莊附近一帶的群眾都到這里趕集，進行商貿交易，非常的熱鬧。去廖塢和千峪莊，要由佛村莊里經過，這是必經之路，上世紀三十年代莊里的人口約在3000人。
（四）
1938年10月3日（農歷八月初十）午夜后，由于漢奸李代玉（1940年被地下工作者當場處死在佛村集市上）向日軍告密說：八路軍四支隊、三支隊的廖容標、馬耀南、楊國夫司令員、姚仲明政委、淄川縣委孟金山及縣委領導、四中隊、“民先”隊、淄博礦區職工抗日聯合會機關、部隊首長都在佛村。由于情報非常重要，引起了日軍的極大關注，于是，日寇糾集了駐守在張店、淄川、洪山、博山、輕金屬廠（即今山東鋁廠前身）等日偽軍5個營的兵力，連夜出動對佛村進行合圍，并將兵力分層設伏把佛村整個村莊內層、外層全部都包圍了起來。在主要路口交通要道和二、三里路以外的山坡以及鄰莊的土山峪村進行設伏，妄圖消滅我抗日武裝力量。
十分慶幸的是，在日軍對佛村實施偷襲之前，我部首長和地方主要領導機關及部隊的主要兵力已于前一日的晚上，奔赴南定、洪山執行破壞日軍鐵路線任務。駐扎在佛村的除三支隊供應部、八團只有留守人員，就是淄川縣委機關、蔣舒和負責的縣婦救會、婦女工作流動團、歷城特務連和二區、九區部隊的后勤人員、村里的自衛團及各群眾組織。但是，從戰斗力來看，真正能投入戰斗的人員并不多，武器少、裝備差，敵我對比懸殊，敵眾我寡。
10月2日晚上，蔣舒和與王振英（女）一起住在三支隊部的土炕上，由于炕很小，倆人都擠到一起無法睡覺，蔣舒和就主動另找別處去了。
10月的天氣，山里的氣溫特別是在深夜，白晝溫差較大。3日深夜，山野濃霧籠罩在曠野，四周一片漆黑。崗哨巡邏的人員在村莊南首，感覺聽到有隱隱約約的響聲，由莊外的呂家林方向傳過來，因夜里有霧，夜色很暗，視線非常的差，前方有什么異常情況都無法看清楚，哨兵立即對口令，可是對不上。哨兵一看情況不妙，在無法判斷的緊急情況下，只好明槍試探虛實，沒想到的是，哨兵朝天“叭叭”打了兩槍，結果引起了日軍的還擊，頓時，槍聲、小炮聲連成一片，機槍、步槍不停的掃射，這時才發覺情況不好了，敵人已經摸過來了，村莊被敵人包圍了。
凌晨，大地萬籟俱寂，熟睡中的軍民們，哪知災難即將臨頭！突然，被一陣激烈的槍聲驚醒，知道不好了，日軍來了。南門的日偽軍大隊人馬闖入村內，揣著刺刀，開槍射擊，見人就殺，遇房就點，頓時村內燃起大火，火光照亮了夜空。危急時刻，人們并沒有顯得慌亂，而是紛紛互相照應扶老攜幼，有組織的抵抗和分散轉移。駐守村里的部隊與地方上的干部立即進行反擊。由于我方真正對敵作戰的人員很少，手中的武器差，火力攻擊薄弱，因此，寡不敵眾，只好一面抗擊敵人，一面組織群眾迅速突圍。
這時，只見一位20歲剛出頭的女干部在人群中顯得十分突出和勇敢，她就是淄川縣第一任婦女救國聯合會的會長——蔣舒和。
蔣舒和趁著冷靜地揮動著手中的匣子槍，高聲喊到：“鄉親們不要亂，別撞著老人和孩子，大家互相照顧著點，快向北面跑！”指揮著群眾和姐妹們飛快地穿越街巷朝著村邊方向撤離。群眾從北門突圍后，蔣舒和率領的部分戰士、民兵迎頭與進村的幾個鬼子和偽軍相遇，這幾個日偽軍一邊往前搜索著，一邊亮著公鴨嗓子喝呼著為自己壯膽。蔣舒和一見和敵人對頭而遇，連忙低聲招呼大家：“快，從這里走！”她們快速的轉向了另一條胡同。
這時，敵人發現了她們，“叭叭”就是一陣槍聲，子彈乒乒乓乓地朝她們飛來。蔣舒和心想，如果不及時拖住這股敵人，那些姐妹們都會危險。于是，她立刻趴在一個墻角隱蔽，向敵人扔出了一顆手榴彈，爆炸聲中，蔣舒和大聲喊到：“大家快跑，我來掩護你們，與這些狗日的壞家伙拼上一拼。”一個姐妹舍不下她，又跑回來拉她一起走，“舒和姐！我們和你一快撤。”蔣舒和對她厲聲說道：“也不看這是什么時候了，還這么婆婆媽媽的！你趕快走！”那位姐妹見沒有辦法，只好含淚離她而去。
剛剛進駐到佛村的歷城縣特務連，因進村時間短，對莊里的胡同、道路、街巷以及莊里莊外山坡地形情況不了解、不熟悉，在突圍時部隊人員傷亡很大，趙宗文連長和趙宗行司務長以及30多名戰士英勇犧牲。職工抗日聯合會的孫成倫文書等五、六名同志也在這次突圍中不幸犧牲。
戰斗仍在繼續，蔣舒和帶領群眾、部隊戰士等沖出了包圍圈，出了北佛村，由西北門（偏西）沿著彎彎曲曲的一條山路向北山方向撤離。蔣舒和對大家說：“若無異常的情況發生，翻過西山頂（當地稱）后，就到達山坡下的棉花地了……。”
這時，蔣舒和帶領大家來到村莊西北方的北前坡（當地人稱此處叫西山頂），山也不高，坡度較大，過去這里四周樹木草叢茂盛。離此處約有百余米距離的前坡下半山腰處，有一塊非常大的石頭，有人數高，石頭頂部漏天，有一個洞人可藏到石頭內，周邊地勢高，雨季這里就會形成一個小水灣，人們將這里叫“北小淺”。
這時，蔣舒和隱隱約約聽到山坡上有響聲，知覺告知她，不好！上面有埋伏。她急切的對大家說：“隱蔽”，話音未落，頓時槍聲四起，密集的子彈朝他們飛來，敵人把道路封鎖了，擋住了去路，火力非常的猛烈。
戰斗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天色逐漸放亮，日寇這才發現，頑強抵抗、牽制他們的是為數不多的八路軍戰士和民兵，指揮員是一位姑娘。日寇惱羞成怒，集中兵力開始新一輪的瘋狂反撲，戰斗異常激烈和殘酷。當戰士和民兵的子彈、手榴彈打光后，大批的日偽軍迅速包圍過來，面對近在咫尺的日軍，蔣舒和毫不畏懼，砸碎了手中的武器，大吼一聲，帶領著戰士和民兵同敵人進行殊死搏斗，但是，終因寡不敵眾，戰士們慘死在日冠的屠刀之下。
蔣舒和負傷后，被日軍用刺刀刺死在北前坡的一塊大石頭前的“北小淺”。戰斗一直持續到早上9點鐘左右。直到離佛村8里遠的南邊“孤山村”傳來槍聲，日偽軍怕八路軍和游擊隊前來增援，這才集中部隊撤出戰斗。
當戰斗結束后，群眾來到蔣舒和犧牲的地方，小心翼翼的整理她的遺體時，發現蔣舒和被日軍刺了數十刀，日寇殘忍的將其雙乳割掉，犧牲時年僅21歲。
佛村事件發生后，當地的抗日組織及群眾為蔣舒和等烈士召開了追悼會，將烈士們安葬在佛村東的“善廟地”里（善廟地是佛寺僧人種地吃飯的土地）。
為了緬懷這位保家衛國、為抗日英勇獻身的烈士，博山蔣氏家族族會商議為蔣舒和在博山“蔣家祠”（位于博山孝婦河畔，西寺‘爐神廟’處，系明清古建筑）內，特立木制靈位，表示對這位抗日英烈的尊敬，靈位上書：“抗倭烈女”十六世孫女舒和之靈位，中華民國三十五年農歷三月初四立。
蔣舒和離開我們近80年了，但她的英雄事跡至今仍在博山“孝鄉”傳頌。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通訊員 蔣衍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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